NG体育5月21日晚，知名连锁瑜伽机构卡莫瑜伽发布休业通知，又于6月1日宣告永久闭店。这是继去年2月梵音瑜伽关停后，北京又一家大型门店“重蹈覆辙”。

　　门店设施一夜清空，难以脱身的是消费者。“卡莫这一切跟梵音一模一样，无限的失落和愤怒又来了一次。”身为梵音4年会员的她，在去年损失了2万多元储值。转向卡莫后NG体育，她变得更加谨慎，提前察觉到了“不对劲”的迹象：年卡费用变相降价促销、严格转卡政策放松、推出医美瘦身等其他业务。这次她没有长期预付，只损失了一张月卡的金额。更令何毅感到气愤的，是“跑路”后仍然安然无恙的老板，及浮出水面的“职业闭店人”团伙。

　　相似的剧情正频繁上演。4月30日，高端健身品牌SPACE健身宣布北京上海门店停运；6月13日，江浙沪连锁的5KM舞蹈工作室宣布闭店。除了运动，教育培训、美容美发等行业也是预付费乱象的重灾区。

　　6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下称《解释》），对案件审理作出进一步规范。但受访者更希望的，是在大规模违约出现前，能有有效的事前和事中监管。

　　5月22日，常青正在出差回来的路上，看到了卡莫瑜伽的闭店通知。卡莫在北京、长沙、重庆等地共开设30余家直营店。此时，她办卡的西直门凯德生活馆已经关停，而通知中的联系电话，在凌晨拨打也仍然占线。

　　身为律师，常青有点“后悔”。4月中旬，下决心接触瑜伽运动的她来到了商场连锁店，在销售的推荐下购买了20节课1万元的私教课程。“是有些冲动了，当时没对企业详细背调，后来一看合同签约主体公司的注册资本只有50万元，公司资金链断裂，根本不足以偿付收取的钱。”

　　5月13日，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将北京卡莫智能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原因系“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联系”。而在5月1日，卡莫还在11周年店庆之际，开启了单笔消费满8000返1000元代金券、满1.6万返2000元代金券的活动。

　　许多消费者是在四五月份被“收割”的。4月，刚从产后恢复的邓安被销售指出“腹直肌分离”的情况，并推荐新推出的医美项目。“确实很奇怪，一个瑜伽馆，几个医美部门的工作人员拉着仪器跑。但我和销售、店长认识很久了，平时上课他们帮忙看孩子，比较信任他们。”邓安表示，那一天，办完一张又被推荐下一张，她的卡现存残值达6.4万元。

　　因膝盖受伤需要康复，张芮也在4月办了年卡。她曾就年初社交媒体上部分门店关闭的消息表达过质疑，但销售表示“没有问题，公司已接受一笔战略投资”。“我真的不明白，当时他为什么不说自己已经被欠薪好几个月。”张芮感叹。后来，她跑去质问销售，得到的回复是“自己同是受害者，被公司非法解雇”。

　　解雇和闭店发生在同一天。前卡莫瑜伽教练李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近年来，员工劳动合同都签在第三方劳务派遣公司，继前一日没有收到工资，5月21日，大家在下午收到了劳务解约的短信，晚上再被通知“收购失败”，紧接着便是停业整顿。

　　今年2月，卡莫官宣获得美股上市公司ACG国际艺术教育集团的战略投资，这则消息给全体员工吃下“定心丸”。“当时的全员大会强调大家要努力卖课，才能发工资，为了收购成功，一定要把业绩做得漂亮。”李竹说。

　　李竹在卡莫已有8年授课经验，5月21日当晚，她坚持上完了最后两节课。印象里那一晚的教室出奇地安静，她告诉会员，“只要门店还在，老师就会来上课”。但实际上，她自春节以来便一直被欠薪，在集体劳动仲裁中填写的金额达6.7万元。

　　闭店后，一张张没有盖章的白纸贴在店门上，部分消费者建立起群聊试图维权。身为律师的常青NG体育，通过社交媒体渠道建立了一个300余人的群聊。经初步统计，其中100余人有诉讼的意愿，人均被困金额在8000—10000元。她在群聊里共享了民事起诉状和证据目录模板。如今，在余额接转方案公布后，还联系她坚持起诉的已不足10人。

　　6月初，会员们等来了接转方案，其中有1家普拉提馆、5家瑜伽馆和4家医美机构。不过，这显然意味着二次消费。张芮选择了一家医美机构，面对“增加30％充值，店内5折消费”的要求，她又充值了3000元，“损失的1万元令我心痛，充值3000元又肉痛，希望别再倒闭了”。

　　已经大量关店的梵音甚至也在接转方案中。其他门店关闭后，梵音创始人饶秋玉保留了位于湖北的梵音瑜伽静修中心作为教培机构使用。以“60％抵扣耗卡+40％课程及食宿费用支付”为条件。“作为被割过两回的‘韭菜’，看到这个方案真的气乐了。”何毅评价。

　　此外，消费者还面临着后续的诈骗风险。去年4月，大量梵音会员个人身份信息遭遇泄露，许多人接到了冒充的退费短信和电话，并因此受骗。

　　上图：5月22日，北京西直门凯德MALL贴出卡莫瑜伽停业的提示。下图：5月21日，卡莫瑜伽北京西直门凯德店的休业通知。图/受访者提供

　　2023年以来，头部连锁瑜伽品牌开启闭店潮，从上海的Mysoul瑜伽馆、梵音瑜伽、华南地区的梵羽瑜伽，到如今的卡莫瑜伽。尤其在一线市场，行业正面临消费、投资两端的“信心低谷”。

　　上述受访者纷纷流露出“不想再办卡”的心态。卡莫闭店后，何毅开始跟着自己认准的教练练习，按次付费。“虽然单独上课比促销年卡略贵，但大家都不想和原来一样了。对临时场馆也别有太多要求，自带瑜伽垫、不能洗澡、没有水果，都能接受。”她说。

　　“单论北京市场，影响力品牌在出事后没有很好地处理善后，造成了用户的信心崩塌，也会传导至投资端，行业正处于信心低谷。”曾任北京某高端瑜伽品牌高管的林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一线城市的市场进入用户信任度下滑的周期，他如今看好三线城市的生态，其商业空间和用户信任度更“允许试错”。

　　梵音和卡莫都曾是行业中的“头部机构”。2007年以来，梵音共开设82家门店。饶秋玉（实名饶秋昱）持有北京帆音瑜伽健身中心90％的股份。2021年—2022年，她投资了多家健康管理、餐饮、美容类公司。

　　与之不同，卡莫瑜伽的董事长侯景刚是连续创业者和投资人。卡莫曾于2020年陷入经营危机，2021年7月，侯景刚和其他资本注入，创始人王颖和杨明注资的母公司从中退出，法定代表人也变更为侯景刚。据李竹回忆，此后，公司开始对教练施行严格分级的薪资制度，人力、财务、销售团队也陆续“大换血”。2022年，卡莫获得真格基金、零一创投、蓝象资本等机构近3000万天使轮投资NG体育。

　　但有限的资金流入，无法改变困局。卡莫在会员信中写道：“除了疫情等外界原因，也因公司未能及时对市场变化做出相应调整等内部原因，导致今年资金链断裂。”

　　但在跑路之前，消费者无从得知真相。不少受访者表示，闭店前一天还能看到门店里“客流火热”，但无从了解公司背后真正的资金状态，加剧了大家“被欺骗”的感受。

　　“企业在上行期扩张是必然，但当行业进入波动阶段、面临外部风险，则考验企业家的战略选择能力。”林辉认为，近3年，卡莫开始刻意强化私教业务，同往日优势的团课业务之间出现摇摆，导致了作为核心资产的优质师资流失。

　　今年以来，卡莫陆续有教练离职。“以前一家店有5位驻店老师，最后只剩下2位。”李竹说。2月，在卡莫工作了三四年的瑜伽教练李颖选择转为兼职。她表示，公司内部不再强调课程质量和服务品质，而是强化如何销售。

　　另外，卡莫没有选择瑜伽“水到渠成”的细分赛道普拉提，在后期开拓了医美、疗愈、旅修等业务。瑜伽普拉提场馆投资人郭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健身行业的核心资源在于教练，人工成本往往占据60％的门店营收。目前全国在册瑜伽场馆突破7万，大型瑜伽馆数量占比约10％，更多的是中小型瑜伽馆，后者的“跑路”概率相对较低。

　　行业主流的预付费模式也存在潜在风险。林辉认为，预付费对于能够良性消化资金的企业发展是“良药”，但当创始人经营能力不足、过度消耗流动资金，就会变为“毒药”。

　　“很多企业拿到预付费后，不以‘耗课’即消费者上完课后才计算收益，而是在钱进账后，就敢用这笔巨大的现金流负债高位承接房租和人工成本。当红利期结束，市场渗透率受限，原有的成本结构就可能难以支撑。”郭杨说。

　　“对于多店连锁的模式，如果坪效、人效更高，综合成本可控，小而精的门店将会成为未来主流。”他分析道，另一种则是将网红单店做大做透，但模式不可复制。

　　选择单店和小店就可以避免遭遇“跑路”吗？事实上也很难。除了健身，预付费模式普遍存在于零售、住宿、餐饮、出行、理发、美容、教育培训等领域，且并非都是连锁机构。多位受访者也曾在多家教培机构“踩雷”。家长们表示，总想给孩子最好的，只能一家接一家地去办卡，“很清楚这种模式的风险，但没有更好选择”。

　　卡莫闭店后，张芮首先拨通了12345市民服务热线反映情况，又联系了主管部门北京市体育局，然后向公安机关报案登记受害信息，便开始等待消息。

　　北京向南律师事务所律师余成群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12345热线会将工作单分派给相应的主管部门，但其并不具有执法权；对于具有执法权的公安机关，立案需构成一定标准，对举证能力、所涉金额的要求更高。

　　如果选择诉讼，消费者若自行准备立案材料，可能因不懂流程、信息错误而反复；若委托律师代理，还需支出额外费用。即便是熟知司法流程的律师，作为消费者也极难“避坑”NG体育。律师夫妇余成群、杨虹向《中国新闻周刊》分享自己的经历表示，找被诉主体难、周期长、回款可能性低是起诉维权的主要难点。

　　2022年4月，NYC纽约早教宣告倒闭，支付的1.7万元金额受困，余成群当即提起了诉讼，一年后接到了法院通知。“当时，看到公司法定代表人换了，公司也没钱，被告地址我们也提供不出来，后续还要缴纳诉讼费、公告费等，我们就选择撤诉了。”杨虹说。

　　这不是杨虹遭遇的唯一一次挫败。2020年6月，因为被二房东单方面解约，青鸟体育的健身门店被转租给了另一家品牌。办有年卡和私教课的杨虹仍有七八千元残值。“门店的教练、销售、设施全部没换，原会员可以消费，但无法退费。”她提起诉讼，但承担赔偿责任的被告是合同签约时的原公司，起诉也宣告“无效”。

　　也有一次“成功”的经历。2020年9月，水育早教机构鱼乐贝贝闭店。杨虹在机构“跑路”前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冻结了对方存管账户的部分资金。由于起诉得早，账户冻结影响了公司在工商局的注销流程，便追回了大部分资金。

　　今年1月，儿童摄影连锁品牌格林童趣宣布闭店，商家去年12月还在促销99元特权卡活动，由于残值只有1000元左右，二人便没有起诉。如今，杨虹给孩子报课都选择了家附近的小店，“客流量可见，对房租成本等情况更熟悉，价格也相对更低，比商场连锁更有安全感”。

　　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相关案件结果显示，部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已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被限制高消费及有关消费。“坦率说，老板跑路的犯错成本确实较低，所欠资金量都不小，继续挣钱的也大有人在。”林辉说。

　　如今NG体育，饶秋玉在社交媒体平台仍开设有视频账号。她在直播中回应：“欢迎到公司来耗卡，我还在努力减少损失。不管怎样批评我，我不会放弃努力的。”但在消费者何毅看来，这样的行为很“嚣张”。郭杨感慨：“做劣币的成本太低，大家都不做良币了，这是行业最要命的事。”

　　近日，在起诉维权方面，消费者迎来了曙光。6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解释》，就案件的司法审理作出了详细规定。

　　其中第七条第二款将“帮助逃债人”纳入了责任主体。“帮助逃债人”是近日被曝光的“职业闭店人”产业链的一环——与经营不善的公司谈好合作后，闭店团队介入门店运营；为更换法定代表人，专业背债机构会寻找符合条件的背债人。随后，门店便开启促销活动，吸收财富后设法套现；直至司法程序追溯不到原法定代表人时，宣布闭店；再介入后端团队处理售后纠纷，最终按照债务比例收费。

　　前述案例中，从2021年起，NYC纽约国际儿童俱乐部在北京有5家门店的法定代表人都从中国区副总裁曲灵叶相继变更为张素英，知情人透露后者为一名80多岁的老太太。

　　《解释》第二十七条明确了经营者“欺诈”消费者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的情形。其中包括“收取预付款后，终止经营，既不按照约定兑付商品或者提供服务又恶意逃避消费者申请退款”“隐瞒计划终止经营或者不能正常经营的事实，诱导消费者支付预付款”等。

　　“上述两条就符合卡莫闭店的事实情况，若证据充足，或能被认定为欺诈。如涉嫌刑事犯罪，就可以追究其刑事责任。”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常青表示。

　　常青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解释》的核心要义在于纳入了与经营者发生法律关系的各方责任主体。“只追经营者一方，资金可能追不回来；纳入多方责任主体后，可以反向推动全社会的共同监督。”

　　除了帮助逃债人，还包括名义经营者、商业特许经营体系内的特许人、被特许人、商场场地出租者、清算义务人，以及消费借贷合同的贷款人等。

　　“司法解释的内容，可能比行业大多数的入会协议都要详细。在预付费行业，传统意义上的‘有限责任’可能已经被颠覆了。”投资人郭杨评价。

　　不过，余成群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最高法下发的《解释》用于指导各级法院审理案件，会对进入到诉讼程序的市场主体带来影响，但在监管层面的推动有限。他希望，未来司法能与市场监管局、公安部等主体联合下发文件，或配合办公，形成合力。

　　“预付费模式当下不应被一概否定。更重要的是能否在大规模违约出现前，进行有效果的、良性的事前和事中监管。”常青说。

　　“监管的核心逻辑，一是资金监管，二是合同和法律保障。”北京市石景山区预付监管平台政务业务总监程晓磊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资金监管是破局的关键。

　　他表示，去年下半年以来，爆雷现象集中发生在体育健身和文化艺术培训行业，主管部门分别为体育局和文旅局。

　　2019年，国内最早的健身连锁品牌浩沙健身爆雷后，百名消费者集体维权，北京市石景山区开始探索对预付式消费信用监管和服务平台的属地化管理。自石景山区预付监管平台于2020年9月上线余家预付式经营商户入驻，占比95％左右，并已推广至全国30多个城市站。

　　通俗来说，这一做法要求商户入驻平台备案、开设账户存管资金，消费者可以通过小程序购买已备案企业的预付费产品和服务，在预付式交易发生后，合同规范、账户资金、交易证据等均会通过平台受到政府与银行监管。

　　以北京市体育行业为例，根据发售预付卡期限的长短，商户的存管资金占比预售资金的40％—100％不等，青少年校外体育培训机构的则需100％存管。

　　2021年9月，教培机构巨人教育倒闭，负责人表示“没有钱退款”。监管平台工作人员找到了公司总部留守的财务人员，出示证据后，该月底，有3位通过平台购买下单的消费者的费用被全额退回，共计11.4万元。

　　“当前最大的难题仍然在于推广。一方面，商户进驻平台有一定主观情绪阻碍，推广需要因地制宜采取策略，仍有个别商户逃避监管。另一方面，由于尚未形成事前预警和工作流程之间的衔接机制，也缺少能够在体系内推广的范例。”程晓磊说。

　　“我们目前主要是事中监管。”他表示，平台正在研究开发事前的风险预警机制，拟综合企业的法人变更、注册资金变化、经营地址合同期、商场交租情况、企业行政诉讼处罚、司法投诉等信息构建风控模型，尽可能提前预警并采取风控措施。

　　他还指出，还有另一大问题亟待解决，即预付费监管平台的信息如何与司法工作结合。例如，如何判定平台的交易记录存证作为司法证据的力度，以及可退费情况下的先后顺序。

　　受访人士也提醒消费者增强事前意识。例如，在预付式消费发生前查询企业的资信、备案情况，合同签署过程中关注服务内容与期限、退卡要求和违约金比例、格式条款合理性等内容，以及采用规范的付款交易方式。